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5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篇1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正悄然激烈化

　　随着“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以及“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正式打开了“数字金融”时代的序幕。相比于传统金融的风险形式与传染路径，数字金融所具有的风险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更强，尤其是隐藏在数字货币变局背后的风险，更是将贯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厘清数字货币的五个类别

　　当前，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的定义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意见，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概念与类别厘清。

　　电子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5年11月《数字货币》研究报告，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诸如芯片卡或个人计算机中的硬盘的设备中的价值”。这可以视为是广义的电子货币概念。但在中国，“电子货币”的概念更严格，即“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或数字化形式，常以磁卡或账号的形式存储在金融信息系统内，以方便储藏和支付为主要目的，货币的价值与法定货币等值”，即法定货币发行的电子化，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

　　虚拟货币：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2月的 《虚拟货币计划-进一步分析报道》，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不是由中央银行，信贷机构或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用于替代金钱，并明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虚拟货币不是金钱或货币。” 比如通常所熟知的Q币、游戏币等。过去十多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展，欧洲央行将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等也纳入到了虚拟货币的范畴。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由于是法定货币，不属于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基于以上逻辑，加密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牛津词典认为，加密货币是“可用于在线买卖而无需中央银行的任何电子货币系统。”韦氏词典定义为：“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任何形式的货币，通常没有中央发行或监管机构，而是使用去中心化系统来记录交易并管理新单位的发行，并且依靠加密技术来防止伪造和欺诈性交易。

　　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报告《虚拟货币和超越:最初的设想》讲道， 数字货币包括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综合其他相关文献，数字货币是一种可用数字形式的货币，不同于实体货币如钞票、硬币，也不同于在游乐场、赌场中购买的游戏币与筹码。它具有类似于实物货币的特性，但可进行即时交易和无边界所有权转让。

　　央行数字货币：IMF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定义得更严格，即“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旨在用作法定货币。因此，CBDC是可以看做是数字货币的一种主权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对于非法定的数字货币，统称为私人数字货币。

　　基于对以上5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用图1表示。

　　数字货币是广义电子货币的一种。根据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有化》一书中的说法，国家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数字货币根据发行主体，可以分为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由私人、机构所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

　　按是否为法定货币的标准，也可以将数字货币分为“狭义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狭义的电子货币指的是法币的电子发以及相关衍生货币产品，例如各种电子钱包、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华为钱包等等，都属于狭义的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按技术方式，可以分为加密货币和非加密货币，例如游戏公司发行的各种游戏币等，采用中心服务器认证的方式，可以发挥虚拟货币的功能。加密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又可以分为中心化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加密货币。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世界，随着技术的普及与价值交换的场域不同，在数字金融时代，货币存在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

　　数字货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有加密或者非加密的形式，可以是中心化的，也可以是去中心化的。例如目前大众广为知晓的比特币等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虚拟货币。

　　综合全球情况看，包括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内的私人数字货币话题不断被炒作，关于货币发行制度化的思考不断深化。笔者相信，那些不是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会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场域的充分竞争之后，逐渐走向规范化。

　　目前，更受到全球关注的数字货币，是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对应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叫“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就是其中一种。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对全球66家央行进行调研的报告中显示，约80%的央行在开展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其中40%已经从理论概念研究阶段进入到了实验和概念、相关理论验证阶段；约10%的央行已经在进行数字货币的开放和试点工作。除中国的DC/EP外，瑞典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克朗，乌拉圭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比索等也受到了普遍关注。美联储表示，将认真研究并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的应用潜力，一度持抵触情绪的日本也在2020年10月表示，将在2021财年对数字货币进行可行性研究。

　　中国是最早研究和实践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14年就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是全球最早就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成立的官方机构。2020年，在深圳等多个城市已陆续推行数字人民币。

　　比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战略考虑，前者更注重支付的个人隐私保护、系统安全和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等；而后者更希望通过数字货币增强金融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动性，增强本国货币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与数据主权密切相关，而目前欧美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多于合作。2020年7月16日，欧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签署的《欧美隐私护盾》“无效”。这是一套对美国企业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欧洲法院认为，该协定允许美国对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监控，不符合欧盟对隐私保护的要求。这一判决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带来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企业将要被迫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数据信息。美国对此反应也比较激烈。可以看到，未来欧美双方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主权矛盾还会加剧。

　　在数据主权竞争大于合作的大前提下，欧美双方对数字货币是否会“革命”本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显得更为审慎。2019年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并不高，持续向计划推出Libra数字货币的脸书公司施加压力。从Libra白皮书2.0看，虽然Libra已经弱化了对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对美元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结构性的威胁。例如理论上看，Libra用户可以绕过美元体系直接用Libra结算，这将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结算中的主导性地位。另外，Libra并非锚定单一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取得一定地位后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与美元等任何主权货币脱钩。从Libra的情况看，美国如果不再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美元将遭受了全所未有的“降维”打击。

　　换句话说，在数字金融时代，一场关于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革命正在悄然出现。大概率地看，动摇原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地基，即美元的全球霸权、欧元的区域主导地位的，恐怕不一定是新兴国家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崛起，也有可能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全球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发行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多种国际行为体未来激烈角力的关键之地。

　　数字货币发展，关乎中国战略全局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与实践领域上均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改革都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人民币的战略作用变得更重要。

　　一是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统一、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体系。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现钞，由国家信用背书。除有记账、支付、储值等功能外，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全数据管理。较之于传统货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将更为及时，对金融和经济的危机的控制能做到更为精准。立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序发展，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稳定锚。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利于抢占数字金融时代的国际货币市场先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框架体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迅速。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融合，DC/EP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效抓手。数字货币是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DC/EP的发展是今后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

　　三是DC/EP将有利于增强区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DC/EP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于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多样、灵活的金融合作。DC/EP将为国际货币市场提供抵御美元等风险的优良替代选择。从目前国际舆论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对DC/EP表示高度关注。DC/EP将为推动与各国的双边共赢投资建设，联合抵御系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资本市场活力提供全新的动能。

　　四是DC/EP将促进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并行、相对独立地稳健发展。DC/EP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央行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人民币外汇管理、维护汇率稳定，也将有利于及时通过数字货币大数据反馈精准探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痛点和“疑难杂症”，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DC/EP的发展路径选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当前我国人民银行是按行政区设置的，数字金融时代对货币运行的监管将超越区域性的限制，可能会涉及到整个央地银行机构改革。并且，DC/EP能够建立全新的、实时的动态金融业监控预警指标，在数字货币变革的驱动下，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发展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篇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科学规划，也对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作出了庄严，中国将依托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忽视的。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新消费增长点正在加速形成，城乡消费品市场发展更趋平衡，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需求规模持续扩大。这正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也是我们参与未来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

　　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深远影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防疫的大背景下，本届进博会的入境外参展参会人员在入境前要接受14天的自主健康监测，入境时进行100%的健康申明、100%体温监测和100%核酸监测，入境后还要在指定宾馆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健康隔离观察和两次核酸监测。即便如此，众多参展商也愿意付出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而这样的“用脚投票”不正说明，世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珍视，对合作共赢的坚信不疑?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进博会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入场券，在疫情背景下，远道而来的外国参展商用“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诸多新产品来表达对这个世界性平台的看重。而中国必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敞开大门拥抱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与之携手共赴美好前景，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篇3

　　人类是一个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艾滋病、埃博拉等大范围扩散的传染病，但每一次人类都最终控制住了病毒传播。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从来不是某个国家、哪个民族在单打独斗，全人类心手相牵，构筑起抗击疫情的共同防线，拉开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抗疫网。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多国面临疫情防控的严峻挑战，再一次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我们同呼吸，编织休戚与共的战“疫”真心结。疫情无国界、患难见真情。在中国抗疫的关键时期，我们感受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深情厚谊。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我国表示慰问和支持。从口罩、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再到大米、红茶和羊等生产生活物资，有些国家甚至倾囊相助，全力支持中国战“疫”。这一切都源自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真心，一起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10多位国际政要通过电话、慰问电等形式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沟通，传递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中国情谊，彰显携手抗疫、命运与共的大国担当。

　　我们心相连，编织百折不挠的战“疫”信心结。世卫组织派专家团队到中国协助抗疫，许多国家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全球与中国坚定站在一起，为中国战“疫”注入了强大信心。现在，全球疫情形势趋于严峻，我们更要让信心继续传递流淌。有经验可循让信心更牢。做好预防工作，减少社交活动并进行社区动员，“中国方案”在各国得到成功实践。有力量可依让底气更足。在捐增物资的基础上，我们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疫情较重的国家派出专家组，构筑抗疫防线。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向世界展现了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英雄姿态，证明了心向阳光、充满希望的信心力量。全球战疫信心不可或缺，传递“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顽强拼搏力量，战胜疫情这个魔鬼。

　　我们心手相牵，编织团结合作的战“疫”齐心结。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全球抗疫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面对疫情，中国迅速甄别病原体、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为国际社会研发诊断方法、开展合作遏制疫情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现在是全球抗疫的关键阶段，我们更要用好团结合作的制胜法宝。增进合作共识。疫情当前，我们要坚持向科学要方法、要答案，用科学战胜愚昧，用真相粉碎谣言。各国要在精准科学防控上下功夫，坚决防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的情形发生。深化国际合作。防范疫情输入输出，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加快研发和筛选有效药物，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及时为各国疫情防控提供援助。让合作之花在抗疫战场盛放，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携手抗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传递出14亿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的共同心声，凝聚着75亿全球人民同心协力的抗疫精神。让我们心相连、手挽手，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必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在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不断谱写新篇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篇4

　　钮松 一“舰”封喉给全球贸易敲警钟

　　全球瞩目的苏伊士运河大堵船，日前终于迎来转机。经过埃及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多日努力，“长赐号”最终完全恢复至正常航道，全世界也跟着长舒一口气。一“舰”封喉虽说危机已解，但这起突发性的堵船事件，还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航行通畅与安全的高度关注，也让各国切身感受到，国际物流一个时段的突然停滞，将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毫无疑问，与全球人口跨国流动很大程度已进入“航空时代”不同，全球大宗商品流动仍处于“航海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制造业的全球分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精密产品生产的多国性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商品全球流动的总量与频率持续增加。此外，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油气能源出口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为确保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维系全球物流海上通道的安全与有序，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百密一疏”，“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意外“卡壳”，顿时将国际海上物流通道安全的脆弱性“打回原形”，成为全球产业链维系与发展的“卡脖子”所在。

　　正如有观察人士所言：“长赐号”事件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和天价连锁经济损伤，远高于海盗劫掠所能造成的相对有限的损失。数据显示，全球25%集装箱运输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而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的比例更是达到100%。某种意义上，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与苏伊士运河这样的传统海上关键人工通道，是一种相互交织且应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未来苏伊士运河基础设施的优化和通行费用的合理化，会极大地助力全球产业链升级；同样的，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物流规模的扩大，也必然对苏伊士运河提出更高诉求。如何避免自身发展的脚步再次被传统水道卡住，应当成为“长赐号”事件给全球贸易敲响的警钟。

　　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对埃及而言也是必要的提醒。埃及经历过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艰难且曲折的历程，也曾因中东战争频繁而长期关闭运河。随着埃以媾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以关系走向缓和，埃及开始真正从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中获利。面对不断增长的航运需求，埃及方面虽然也开凿了新苏伊士运河，但设施升级速度远不及国际货轮规模的发展速度。而随着通行费的不断上涨，很多国际货轮出于经济成本考量，也开始选择重归好望角。在这番大堵船的客观刺激之下，如何减少海运依赖，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必将被纳入更多国家的战略考量。这对于习惯“躺着”赚取高额通行费的埃及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一艘超级货轮就能瘫痪一条两洋航线，说明它是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加强运河的升级改造，完善既有的国际物流体系，优化“存量”的同时探索“增量”，才不至于使全球产业链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人类命运共同体读后感篇5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襟和担当让世界瞩目。从倡议“一带一路”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胸襟和担当。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针对近期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倾向，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贸易战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些主张契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指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正确方向，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注入了正能量。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着眼于构建全球开放合作新平台，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行动，充分体现了我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明确释放了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建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立场，这对稳定国际贸易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