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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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

　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 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 不是指同等富裕， 也不是指同时富裕， 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先富的帮助后富的，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 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 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

　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 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 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 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 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 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 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 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

　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 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 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 人都是有私心的， 也是有野心的， 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 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

　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 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 那你就没了上进心， 没了积极性， 蔓延下去， 那么社会就会衰落， 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 盛极而衰， 这是不变的规律。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 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 那就是精神文明。

　从目前的状况看， 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 但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 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

　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 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 带动他们富裕起来，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 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

　所以， 要实现共同富裕， 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 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 就是时间问题。

　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 两级分化还很严重， 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在当前难以实现， 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 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 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

　这一理论认为， 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 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

　也因此， “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 为持续减少贫困、 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 用最通俗话讲， 只有蛋糕做大了， 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

　所以， 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

　按诺 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 一书中的总结， “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包括阿瑟刘易斯、 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 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 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 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 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的核心， 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 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 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

　代经济转型。

　而要做到这一点， 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 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 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 自然是国富在先， 甚至为了国富， 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 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 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即解决“民富”。

　但是，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 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

　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 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 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 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 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 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 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 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 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 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 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 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 此时， 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 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 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 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

　此时， “国强民不富”， 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 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 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 从理论上看， 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 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

　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 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

　此时， 即使经济增长了， 国家富了， 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 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 即使是后发国家， 为了赶超先发国家， 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 但经过一段时期后， 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 或者说， 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

　具体路径是这样：

　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 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 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 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 在“国富优先”政策下， “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 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 此时， 在“民富优先”背景下， “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 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

　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 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 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 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 60 年， 在我看来， 在追求“国富优先”上， 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 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 30 年， 通过有目 的有计划的控制， 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 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 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 30 年， 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 一方面， 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 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 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 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 优先追求“国富”， 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 中国成为 20 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 标的同时， 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

　新中国前 30 年， 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 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 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 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 1978 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 30 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 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

　正因此，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 60 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 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 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

　正因此， 调整发展思路， 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 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 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